繁荣新世纪史学四论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史学业绩辉煌。进入新世纪以后，史学要持续发展、更加繁荣，需要主客观诸多因素综合作用。这里仅从史学家主观因素方面选取四端，略加论说。

时代意识。是指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时，不该置身时代之外，而应投身于时代大潮之中，从关乎历史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去研究和评说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这是历代史家治史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的原则。

要有时代意识，这是历史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个过程，历史就像一条汹涌奔腾的大河，融贯一体，难以分割。如此紧密的历史传承，决定了历史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即：古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思语）。这一本质特征也决定了人们不懂昨天就不懂今天。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有对今天经历的事情大彻大悟，才能以无比深邃的眼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深刻真实的描绘，才能取得富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一位文学家形象地说：“没有现实的影子，无所谓史学的全部价值，没有现实的感受，无所谓历史学家的深刻。”（《新华文摘》1996年5期《碑石——关于吴晗的随想》）

要有时代意识，是史学经世功能的要求。历史学的功能除还原、复活历史本来面貌外，更重要的是为现实提供历史性的借鉴和规律性的启示。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环境的乃至国际的等方面问题不断凸现，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等从各自的学科作出回答，同时也呼唤历史学家提供历史的经验，用翔实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历史规律为政治家的决策提供历史依据。当然，史学也有引导舆论和默化人们心理的作用。《春秋》作，使“乱臣贼子惧”；《资治通鉴》出，成为历代皇帝的教科书；《甲申三百年祭》问世，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这些著作有如此作用，关键在于它的针对性和时代感。这说明，史家对时代有切肤之感，才能写出经世功能极强的著作，才能充分发挥史学的“资治”作用。

要有时代意识，是历史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学市场行情不看好”。要扭转这一尴尬局面，长期形成而又十分稳定的历史学科范式一定要变革、要创新。没有历史知识、史学观点及史书编撰方法的创新，历史学科就不会有生命力。没有创新，这个古老的学科只能蠕行在西风古道上，进不了时代的快车道。要创新，就要时刻追逐本学科的前沿，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的前沿就是时代的前沿、现实的前沿。历史事实证明，各个时代价值观的差异，决定着各个时代历史知识的主体和史学观点也不尽相同。只有对现实有透彻的了解和把握，才会对历史学科从内容、观点到方法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的改造，才能建构新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才能使古老的历史学科焕发出青春活力。

我们强调史学研究的时代意识绝不意味着任何研究层面都是如此。比如某个人物的生卒年、出生地，某个事件的始末，某些章句的解读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史家依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进行潜心考订。史家对此类微观史实进行考订所付出的劳动和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宝贵的，也是令人尊重的，但史家更应站在时代的高度，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中华民族文明史和整个人类进步史作出时代的诠释，把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变成全民族的精神财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历史的智慧！

团队意识。中国有良好的个人修史传统，《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无不是史家孤军奋战的结晶。但是，个人修史有长处，也有不足，特别是人类进入21世纪，学者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环境，加上科研管理注重量化，推动乃至逼迫史学家要有团队意识，要有群体联合攻关的意识。

首先，个人的才、学、识毕竟有限，而群体间的讨论、争论，相互启发、相互碰撞，易于闪现新的思想火花，易于产生新的史学观点和新的史书编纂法。

其次，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会应运而生，这是史学研究领域的外延，是历史学同其它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和整合。只有不同专业、不同特长、不同层次科研人员的分工合作，才会形成强大的创造力，才会高效率地达到追求的目标。

再次，在新世纪里，史学家们毋庸置疑地会生活在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盛世之中。常言道：“盛世修史”。从修史规律和20世纪史学研究已铺垫的基础看，将有众多的、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等待我们去完成。比如多卷本的《世界通史》、《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城市史》、《中外关系史》、《宗教史》、《妇女史》以及各种大型的区域史、国别史等。这些历史巨著的编撰，没有群体合作，任何有才学的个人都恐怕只能是望洋兴叹！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有刘恕、刘、范祖禹三位专家的协助，尚历时19年，否则他也只能永久地陷入“私家力薄，无由可成”的慨叹之中！有人说，日本这个民族有群体精神，而中国人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我看不尽然，白寿彝总主编的12卷22册《中国通史》、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完成就是明证。如果真的有人只喜欢单干，也应因此随着时代的不同，审时度势，不断增强团队意识，于己、于史学界都是有益的。

大师意识。在一段时间内，这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但笔者依然认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急需大师级学者。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造就一批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尤显得重要！否则，我们难以跻身于强国之列。有人说：优秀科学家是一个国家的名片，这是一个很形象、很有内涵的比方。

在史学界，所谓大师还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较为公认的标志可用八个字概括：“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就是说在古今中外历史知识的海洋中，一位史学大师对任何一个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的历史典籍均耳熟能详。并在精通本学科的基础上，对其毗邻学科乃至一些自然科学学科能有宏观的把握。有了这样的学术大师才能奉献出博大精深的传世之作，才能培养出大批高水平的史学人才，才能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制订出国际上一流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划。俗话说：“只有一马当先，才有万马奔腾”。此话寓意史学大师的作用也是十分贴切的。

网络意识。人类正在进入信息时代，以计算机、通讯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联为一体，以最快的速度传送和处理学者们所需的信息。史学家可以通过个人电脑进入互联网，走向全世界，不受时空的限制进行学术活动。这场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已经迈开了脚步，必将影响和改变史学家的治学手段和竞争力度。上网的学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和索取他所需要的图书和研究资料；把握全球范围内的学术思潮、学术观点及其走向；了解有关学术课题的进展情况；还可以通过网络“面对面”地交流信息、观点和进行学术讨论。广博才能精深，多而快的信息，利于选择和比较，利于激活心力和心智，利于拉动想象力和创造力。